“诗魔”洛夫的诗宇宙

洛夫(1928-2018)原名莫运端,台湾现代诗人,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,被诗歌界誉为“诗魔”。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,1949年7月报名参军远赴台湾。此后,在台湾服役于军队,1973年以海军中校军衔退役,开始任教东吴大学外文系。1996年,旅居加拿大温哥华。出版有诗集《石室之死亡》《魔歌》《漂木》等30多部,散文评论集10多部。

台湾著名现代诗人、汉语诗坛泰斗洛夫先生,3月19日逝世于台北,享年91岁。洛夫写诗60余年,著述甚丰,早期诗作有超现实主义意味,风格奇诡,后期诗作或直面现实,或注重形而上的思考,多受古典意蕴滋养。在我看来,他的“诗魔”称号实至名归。

我们这代诗人,能很早了解台湾诗人,得感谢诗人流沙河。1982年,流沙河在四川的《星星诗刊》开过一个专栏,叫“台湾诗人十二家”,前面是评析文章,后面附有诗人诗作。这些文章,1983年结集出版,发行量很大。那年头,台海两岸的文学交流几乎中断,这是一个珍贵的窗口。当时我13岁,上初二,已开始写诗。不用说,台湾诗人的诗让我大开眼界,写诗的胆子也大起来。

不过,流沙河当年更推崇余光中和痖弦的诗。余光中主张新诗回到中国古典传统,这大概与流沙河观点近似,所以他对洛夫的评价不太高,称洛夫的诗歌“厌世而且阴冷”、“取乐而已”,并说“台湾的评论家有称洛夫为"诗魔"的,颇贴切,但应该带上贬义”。流沙河唯一看重的似乎是诗人“裸袒的勇气”。在介绍台湾诗歌的初期,因诗人的军旅身份,对之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,并不为怪,却失之简单,失之偏颇。洛夫的诗宇宙,显然要比流沙河想象的庞大丰富得多。

1 《石室之死亡》 新诗史上的空前实验

洛夫自言他的诗歌创作,可分为五个时期。在我看来,重要的有三个时期。抛开诗人还未形成个人风格的前期不说。第一个重要时期,始于洛夫创办《创世纪》后,这是他的现代诗探索期,一直延续到1970年。此前,洛夫写诗并无使命感,此后他把诗歌视为价值、生命内涵和语言的多重创造。

这个时期,他的代表作是长诗《石室之死亡》。这不仅是洛夫诗歌的“第一座重要的里程碑”,在他本人看来,“也是中国新诗史上一项空前的实验”,因在中国新诗中,第一次有人“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来捕捉战争与死亡阴影,描述现代人的存在困境”。洛夫对此诗的价值认知清晰,自序中他说:“揽镜自照,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,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,写诗即是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。”在这个时期,大陆的现代诗已完全消失,相比较而言,洛夫对自己的评价是客观的。

诗人于1959年金门炮战中,开始写《石室之死亡》,1965年出版。出版后,即在台湾诗坛引来争议,焦点无非是说诗的“晦涩难懂”。《石室之死亡》共六十四节,每节十行,诗中光与黑、火与灰、生与死意象交错,透出了洛夫式的孤绝与伤痛。这里既有残酷的军旅生活,给诗人留下的生离死别、恐惧忧伤的心理感受,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郁结、茫然的心态。

诗中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意象:“死亡的声音如此温婉,犹之孔雀的前额时空”,“我不再是最初,而是碎裂的海/是一粒死在宽容中的果仁/是一个,常试图从盲童的眼眶中/挣扎而出的太阳”,“美丽的死者,与你偕行正是应那一声熟识的呼唤/蓦然回首/远处站着一个望坟而笑的婴儿”。这些诗句,今天读来非常明晰。可以说,洛夫对生死的关注、对命运的追问,远远超过了当时台湾的其他诗人。

这首长诗,意味着洛夫形成了自己的诗歌风格。诗歌本身就如梦境一样,使不可能成为可能。洛夫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能力,不断制造含混、悖论、神秘的能力,也就是其他人所说的超现实能力。他的语言尖锐、冷僻,大量的幻觉、直觉与诗人的现实感受交融一体,给人带来直逼人心的震撼。诗人似乎在向死亡、向痛苦致敬,这是在提醒我们,给予受难者最深刻的关注,就是认知到他们的死亡和苦痛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无缝隙。在军人和民众之间,在死难者和幸存者之间,也没有明显的界线,他们都在用同样的语言表达。洛夫的这首长诗,主题严肃,结构庞大,手法创新,确属中国现代诗在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作品。

之所以引发论争,与当时台湾诗坛各种主义并陈有关。突然冒出这样一首庞然大物,势必引来各种激烈的看法。用历史眼光看,关于《石室之死亡》的论争,成就了洛夫。从某种意义上,彰显了他的诗歌探索在上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中的意义和美学价值。

2 《魔歌》 融合现代与古典

第二个时期,洛夫做的工作是“反思传统、融合现代与古典”,这个时期持续到他1996年旅居加拿大才结束。或许是与余光中等人的论争,使他意识到与读者的距离。他开始检讨反省自己的探索,洛夫的诗多了烟火气,题材与语言都变得生活化了,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文学的传统。如洛夫自己说的:“我是在现代诗探索方面走得最远的一个,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也是做得最彻底、最具体的一个。”

这个时期,他公认的代表作是诗集《魔歌》,意象变得清晰单纯,语言也多了中国味,诗中的歧义和断裂少了。洛夫开始追求古典诗中所蕴藏的老庄与禅宗智慧,以及中国式的生活情趣,开始更多地介入日常生活。虽然在一次文艺奖评语中,认为他的诗“由繁复趋于简洁,由激动趋于静观,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,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,动静皆宜之境地。”但20多年后,重新审视洛夫的这种转变,只能视为一种权宜之计。

无论这一时期的《李白传奇》《猿之哀歌》《独饮十五行》《巨石之变》,还是后乡愁诗《边界望乡》等,以今天的现代诗水准来看,其实很一般,有洛夫的印记,但却极难看出洛夫的价值。然而,正是这些诗成为洛夫的代表作,并入选台湾大中学的国文课本。由此,我们能看出两岸对新诗所持的态度。

3 《漂木》 超越时空的天涯美学

洛夫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,是他旅居加拿大四年后所写的长诗《漂木》,这是他的第三个时期,他自称为“天涯美学时期”。这一年,他已72岁高龄。经过四年的海外积淀,10个月隐居,他写出了这首3000多行的长诗。洛夫把旅加,视为自己生命的“二度流放”,所以诗题名为《漂木》。诗的开篇就写道:“没有任何时刻比现在更为严肃/落日/在海滩上/未留一句遗言/便与天涯的一株向日葵/双双偕亡/一块木头被潮水冲到岸边之后/才发现一只空瓶子/在一艘远洋渔船后面张着嘴/唱歌。也许是呕吐……”

如洛夫自己所阐释的,诗的开篇就呈现出一种悲剧意识,这种悲剧经验是个人的,也是民族的,更带着终极关怀的意味。读完全诗,你会理解洛夫的天涯美学,它指的不只是“海外”和“世界”,时间和空间,也是精神和心灵上的天涯。或许是在漂泊中,诗人捕捉到了超越时空的永恒性,所谓“人在天涯,心在六合”,诗人再次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本能和神秘之力,也正是在这一时刻,诗人与宇宙合而为一了,《漂木》诞生了。

这首诗凝聚了洛夫70多年来的生命经验与对形而上的思考。《漂木》既是洛夫对自己漂泊的人生历程的一次诗性表达,也是对所有生命面临的归宿问题所进行的一次逼视,如诗人在诗中所感叹的:“我们惟一的敌人是时间/还来不及做完一场梦/生命的周期又到了/一缕轻烟/升起于虚空之中/又无声无息地/消散于更大的寂灭”。

在诗的第三章,诗人“致母亲”“致诗人”“致时间”“致诸神”,无不浸润着诗人对生命、诗性、时间和神性的智性思考。正是这种深沉体悟,使这首长诗成为一部集生命体验之大成的文本,其中有老庄对生死的辩证,也暗含宗教情怀。比起《石室之死亡》,这首长诗的语言不那么紧张了,但又体现出一种张力,这首诗几乎调动了诗人对词语的所有潜能,多种诗歌技巧像呼吸一样,在诗中收放自如,使全诗既汪洋恣肆,又克制内敛。它有对个人命运的思考,有对生命极限状态的挺进,更有对整个人类命运和文明的反思。正是洛夫心中永不停息的探索意识,使这首长诗展示了诗最为深刻的真理:语言不是将我们与现实隔绝的东西,而是让我们最深刻地超越它的东西。

洛夫在70多岁,能写出这样的长诗,可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。50多年来,对于“中国诗歌”的思考一直藏于洛夫心中,他一直期望自己能写出一种“以现代为貌,以中国为神的诗”,长诗《漂木》做到了。有人说,诗是诗人用以探索他自身奇迹的语言,《漂木》的写作无疑就是例证。

在洛夫的诗中,长诗《石室之死亡》和《漂木》构成了重要的两极,它们和他的上千首短诗一起,铸造了一个以超现实、现实和禅意相结合的诗宇宙。正如诗人所说的:“诗人首先把自身割成碎片,而后揉入一切事物之中,使个体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。作为一个诗人,我必须意识到:太阳的温热也就是我血液的温热,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肤的寒冷,我随云絮而遨游八荒,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。”

这诗宇宙因与诗人的血肉相连,我们今天才能如此自由、畅快地遨游其间。诗人的灵魂因这些诗歌而永存!

叶匡政(诗人、文化评论家)